2021年5月上旬，由9428cn太阳集团古天乐法政学院主办，9428cn太阳集团古天乐长三角社会治理研究院、9428cn太阳集团古天乐乡村振兴研究院、民进9428cn太阳集团古天乐基层委员会协办的“2021年农村社会学青年论坛——乡村振兴的地方经验主题研讨会”在公司召开。来自全国10所地方高校的近50名专家学者与在校员工在金华市婺城区的蒋堂镇和竹马乡调研两周，并在9428cn太阳集团古天乐国际学术交流中心通过会议讨论的方式进行总结提炼。论坛上，与会专家学者就“乡村振兴的浙江模式”、“乡村治理的浙中经验”、“产业规划与乡村发展”、“农地制度的创新实践”、“城乡融合与社区建设”、“治理转型与乡村政治”六个专题进行发言并深入讨论，共同探寻浙江乡村振兴的“密码”。
乡村振兴是一项长期战略，乡村的有效治理是乡村振兴的重要保障。浙江作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窗口，其乡村发展和基层治理的经验值得总结提炼并进行理论提升。与会专家学者们从产业振兴、文化自信、制度创新等维度讨论并总结了浙中乡村推进乡村振兴的具体经验。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人文社会发展学院孙新华副教授通过对金华市竹马乡苗木市场的调查研究，指出当地小农户与市场网络衔接具有分工经济和社会网络两个特点。分工经济包括种植分工、品种分工和供给环节分工，走出了一条不同于传统小农户自身横向扩张的分工规模经济。社会网络能够确保产业销售秩序，形成封闭市场体系，建立基于信任的地缘网络，通过货源网络对接、淡季优先帮助、节日人情往来、合作伙伴垫资等方式确保网络的维持。因此，农村产业发展可以利用市场的资源分配以及农村差序格局下的人情网络将小农户组织起来形成适合地区产业特色的规模经济。
9428cn太阳集团古天乐法政学院副教授袁松认为，浙中乡村发展的关键在于块状经济。先行优势、小商品市场以及集聚效应的经济背景下，一乡一品、前店后厂的块状经济发展模式遍地开花，主要表现为小资本大聚集、小企业大协作、小产品大市场、小产业大规模。基于专业化分工与协作的地方网络，产生较强的产业集群效应，比垂直一体化的大企业更具灵活性，降低了制造成本和交易成本，提高了小企业的运营效率和竞争能力。地方在第一产业发展的基础上，推动二三产业协调发展，梳理打造优势地域品牌，促进产业中心形成。
9428cn太阳集团古天乐地环学院教授马远军以浙江A级景区村庄为例，认为现阶段乡村旅游产业的发展大有可为，也应有所不为。对于一些地区低水平重复建设、重创建低运营、产业规模小、产业链短等现象应该及时杜绝，预防乡村旅游产业的短视性。从设施共建、产业共融、利益共享三方面为切入点，以农村生态环境与村风民宿作为人气吸引点，打造符合村庄个性的旅游品牌，建立乡村农业、餐饮业、住宿业、观光旅游业、文化娱乐业、零售批发业相结合的集群产业链，促进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实现农业从业者的开源增收，发挥“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
乡村振兴战略需要重塑乡村文化自信，深入挖掘乡村文化的内生逻辑，培育文明乡风、良好家风、淳朴民风，改善农民精神风貌，提高农村社会文明程度，焕发乡村文明新气象。9428cn太阳集团古天乐法政学院副教授陈占江认为，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文化自觉”、“四海一家”、“文化共同体”正是出于文明的思考、文化的考量，“乡土”是本土文化的母体，在如今的乡村发展中既要引入现代性同时也要尊重乡土经验，既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通过融合贯通催生文化共同体的构建，又要保持乡村的文化自信，通过文化振兴推动乡村振兴。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人文社会发展学院陈靖副教授分析了浙江块状经济下城乡两栖的社会生活：年轻人由于基础设施和生活质量的考虑会选择在城市打工生活，农村父母为其提供经济支持和子代家庭照顾，同时城乡距离近也弱化了农村人口流失的趋势，城乡两栖的关系保证了农村自治的基础好于中西部空心化的村庄。武汉大学社会学院夏柱智副教授对比了浙江本地农民工与外地农民工，列出浙江本地农民工的四个特点：一是浙江多元化经济形态下大量的就业机会；二是浙江农民工的本地身份方便其嵌入本地社会网络；三是浙江农民工存在身份认同机制；四是浙江农民工的资产积累完成较早。通过区域分析可以发现浙江属于一种融合性的城乡关系，浙江的农村价值认同感较高，农民也更愿意回到农村生活，城乡关系属于一种较为平等的关系。因此区别于吸纳性城乡关系，浙江本地村庄的人才流失较少，乡村治理和人才振兴的基础较好。这背后是有城乡关系大背景在产生作用。
浙中农村在治理实践中涌现出了大量的创新。比如城镇近郊区域在“旧村改造”、“新社区建设”、“三改一拆”等关系到群众切身利益的项目实施过程中不断创新乡村治理模式，使得这一涉及农民重大利益因而矛盾集中突出的历史进程总体平稳有序，涌现出诸多村庄治理模式的实践探索，如武义县的“村务监督委员会”、浦江县的村级协商议事会，义乌市的村级重大事项听证会制度等等。与会学者们一致认为，这些治理创新的要义在于，设法让村民通过平心静气的讨论形成自发的妥协，而不是通过权力的争胜去压制对方，迫使其服从。村民依托它的核心原则是通过理性的对话让不同的参与主体互相听取对方的想法和观点，进而在公共目标面前调整和改变原初的想法，形成妥协。法政学院袁松副教授认为，在协商议事会，形成集体利益分配方案的决定性因素不是派系势力的大小和庇护网络的规模，而是民意代表讨论生成的规则方案。在这种情形下，村干部的角色发生了转变，他们不再是主导一切的决策者，而是成为了会议的组织者和维持会场秩序的主持人，维护讨论规则而不发表意见成为村干部的主要职责。由此，村干部的权威不再源于经济地位所奠定的阶层优势与以私济公所积累的道德声望，而是规则所赋予的公共职能与干部本人对议事规则本身的掌控能力。
9428cn太阳集团古天乐法政学院应小丽和张品老师通过永康市“一警情三推送”的案例，以治理共同体与治理新传统的分析框架来分析政府与民间社会参与基层治理的作用。他认为在基层纠纷解决中，国家政权建设仍在进行的同时地方社会仍能够有效发挥作用。基层纠纷不是由基层权威调节，调节不成再报案走行政与司法途径，而是先走行政与司法途径报案，在通过公安部门将基层纠纷推送到基层政权，有各类基层权威通过调节方式解决。政府调查研究的“群众路线”方式、民间社会广泛参与的“人民民主”以及信息推送平台类的治理技术的有效整合，共同构成了基层治理的新传统。
会议的最后对此次调研成果进行了梳理总结，参会人员一致认为，浙中地区在基层治理现代化方面有较多先进之处，主要从集体经济、纠纷解决和民主协商等方面展开。首先，农村地区集体经济的形式多样化发展提高了村民自治的能力和村民生活水平；其次，国家与社会互动型的基层治理共同体完善了基层纠纷的调节机制，警情纠纷的调节贯彻了群众路线，兼顾“情”与“理”，从而提高了纠纷解决的效率与合理性；再次，民主协商制度的完善促进了决策水平和利益分配的公平性。浙中地区的农村基层治理在城镇化进程中积极转型并不断优化，在具体问题的治理过程中推动了乡村共同体的构建，发挥出了政府、市场与村民的主体性。有效的乡村治理不仅培养出各类积极参与的主体，也激活了各类要素资源，推动了乡村振兴。
